帝国夕阳 三星王朝威权下的辉煌与昏聩

过去的2016年，三星公司深陷泥淖。

颇受期待的Galaxy Note 7不仅没有让三星手机业务重回巅峰，反而因为电池不断爆炸，成为三星公司一系列噩梦的开始。

当三星Note7的爆炸声还在耳边回响，三星集团“太子爷”李在镕又被猪队友拖下水，深陷在朴槿惠的“行贿门”丑闻中。

韩国负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16日向首尔一家法院申请逮捕令逮捕李在镕。虽然李在镕经过近4个小时的审讯后逃过一劫，但李在镕被捕新闻曝出之时，韩国媒体纷纷发表言论表示，“三星行贿丑闻是韩国的耻辱。”

自1938年由李秉喆创建以来，三星已经度过了近80个年头，经过李氏家族三代人的努力，现在的三星已经成为全球最成功的家族企业之一，其独特的“内置家族办公室”结构也为人所称道，而李氏家族内部的权斗故事，更是狗血堪比韩剧。

一、一个你不曾了解的三星帝国

隐形的三星集团

“一个韩国人一生离不开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此话道出了三星集团对于韩国的重要。鼎盛时期三星创造的价值占韩国GDP的25%，可以说三星一手撑起了韩国的强国梦。

而我们所熟悉的三星电子，只是三星集团的冰山一角。目前，三星拥有 59 家非上市公司和 19 家上市公司，业务涉猎之广让人乍舌。

举个例子，世界知名的几个地标性建筑，身上都流淌着三星的血液。如吉隆坡双子塔、迪拜哈里法塔（迪拜塔）、台北101大楼都出自三星物产建造。更惊人的是，阿联酋耗资400亿美元的核电站也有三星的参与。

名不见经传的三星重工也是三星集团的一大产业，公司业务涉及造船、太阳能、风能和发电厂建设。其中三星重工在中国浙江宁波和山东蓉城市都设有分厂。三星重工的年利润超过了80家中国重点船厂的总利润。

三星集团不仅在化工和工业领域有着拔群的表现，甚于时尚界三星集团都有涉猎。流行市场的世界品牌BEAN POLE你一定知道吧，BEAN POLE是韩国第一毛织旗下的知名品牌，而第一毛织，则是三星旗下韩国最大的服装厂商。而这次李在镕被批捕事件的起因，就是就第一毛织的并购案。

除上述外，三星还有很多产业，比如五星级的新罗酒店、三星爱宝乐园、三星生命保险、三星火灾、三星证券、三星信用卡、三星医院、三星影业、三星信托、三星制糖、韩国中央日报等等。

整个三星集团如一艘久经风雨的隐形巨轮，搭载着每一个韩国人的强国梦，而我们看到通常只是它飘扬在海上的旗帜。

三代世袭成就“三星帝国”

三星企业的建立到发展强大离不开人才辈出的李氏家族。

三星创始人李秉喆超前的意识给后面三星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1938年3月1日，三星前任会长李秉喆以30000韩元在韩国大邱市成立了“三星商会”。李秉喆早期的主要业务是将韩国的干鱼、蔬菜、水果等出口到中国的北京及满洲里。

要知道战争年代逃命都来不及，有人却“不怕死”的发战争财，李秉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一笔冒死“淘”来的第一桶金，为他以后成立三星物产公司以及后来在各行各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睿智的领导人往往有独特的眼光，1969年三星电子的成立，是三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举受到了众多人的反对，但李秉喆根据当时韩国的技术、劳动力、附加值、出口预期等多方面判断电子业将是一条康庄大道，当然，你我今天都知道了，李秉喆的洞察十分敏锐，判断十分准确。

三星第二代领导人，是李秉喆的三儿子李健熙。在1988年三星成立50周年之际，李健熙带领三星进行“二次创业”为了抛弃二流的产品形象，他说：“除了老婆和孩子，一切都要变”。可见李健熙的改革决心。2001年，三星电子销售额达到247亿美元，创利润22亿美元，在存储器芯片和超薄显示器市场都是世界第一。

三星第三代领导人，也就是现在的李在镕，他是三星手机部门起死回生的功臣。他上任以后的三星Galaxy S6，不论是芯片、屏幕还是外观都有非常大的提升，使三星手机再次有机会叫板iPhone。

李氏家族三代人的努力成就了三星，从三星集团历史发展来看，无论是任何的战略部署发展规划，都离不开李家三代人的超前的商业意识。不论是李秉喆成立三星电子、李健熙的“二次创业”还是李在镕手中三星手机业务的涅槃重生，三星集团的成功离不开李氏家族的果敢与睿智。

而对于普通韩国民众来说，如果能成为三星公司的一员，就好比国内考上了公务员，拿到了一个金饭碗，为韩国创造了20%的GDP和1%的工作岗位，也是李氏三代不可磨灭的功劳。

独特的家族办公室

之所以人们用帝国来称呼三星，除了其庞大的体量外，还有它内部森严的运作体系也十分像一个微缩的国家。

一般一个庞大的企业所有的决策都是由董事会决定的，但是三星不同，在董事会的头上还有一个“秘书室”。秘书室在三星集团里的地位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会长的印鉴也在秘书室保管，秘书室发出的指令，就等于会长发出的指令。

这有点类似我国明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的合体，权利很大，不过明朝的太监多没有什么文化，但秘书室都是行业精英。会长按照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制定战略，秘书室根据战略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然后再由子公司去执行。

秘书室在三星的发展壮大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秘书室源于企业，又高于企业，既强化家族对企业的管控，同时又处理家族事务。

公众公司的投资和运营往往因股东的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进行分红，也就是说许多公司投资并没有站在长远利益上，即便是职业经理人，也会因为短期获得高回报在企业危机的情况下也难以制定出合理的决策。而三星秘书室是控股家族的“分身”，无论从集团的交叉股权结构还是经营结构来讲，三星集团的控制权和执行权都高度集中在会长的手里。

秘书室还是三星集团的信息与决策枢纽，有着非同寻常的信息收集能力，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的爆发，金日成去世，俄罗斯进口收银机等情报都是由三星秘书室第一时间得到。这在商业上的作用可以参考19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信息优势，在债券市场疯狂圈钱的故事。

在家族企业仍是家族主要资产的时候，企业的成功传承便是家族昌盛的根基。同时服务于家族与企业，三星秘书室在家族企业的传承上举足轻重。其首先要确定经营权的传承，对于股权结构如此复杂的三星集团，内置式家族办公室无疑是实施传承计划的最佳机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李在镕在继承李健熙遗产时逃过了高达万亿的遗产税，通过资本运作，只交了16亿韩元的税，可见“室”周密计划对三星意义的重大。秘书室在政商两界长袖善舞，超强的公关能力，创造了有利于李在镕继承三星的政策环境；秘书室通过对股权交易的操控，让李在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三星爱宝乐园的控制权，为接手整个三星集团打好了基础。

二、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堪比宫斗剧的权利斗争

三星在成为商业帝国的同时，李氏家族也纷纷被“加官进爵”。而帝王家中会发生什么，看遍了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我们则很熟悉了，立长还是立贤的问题困扰了中国几千年，弑父戮兄的戏码我们看的太多。

在三星的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也遭遇到了家门不幸，父子、兄弟、父女间争斗不休。李秉喆育有三男五女，李孟熙与李淑熙分别是长男与次女，排行第三的是次子李昌熙，李健熙是三子，在所有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七。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李秉哲开始考虑接班问题。一开始他设想三子均分，后来还是依照传统，将经营权交给长子李孟熙管理。但是李孟熙资质有限，公司在他的管理下一片混沌。

但让李秉喆下定决心废太子的，是1966年的走私糖精事件。1966年三星旗下的韩国肥料把糖精伪装成建材走私，李孟熙将此报告给青瓦台，通过写信给总统揭露了父亲走私糖精、逃税和逃汇的问题。次子昌熙挺身而出，为父亲顶罪，服刑半年。这次事件后，李孟熙被剥夺经营权，并被逐出家门，至此太子被废。

走私案发之后，李秉哲的三子李健熙，顺势接过“家业重担”，一举成为三星实际上的“掌门人”。在监狱里蹲了半年出来之后，李昌熙发起了夺权战，1973年，他搜集了父亲李秉喆的“违法”行为，写成请愿书递交给韩国总统，告发当时重新接掌三星的父亲“在海外有非法财产”。事情败露后，李秉喆使用“家法”监禁了李昌熙。

在夺权大战中败下阵来的长子李孟熙和次子李昌熙，下场也同电视剧《步步惊心》中老八和老十四的下场长不多。李孟熙被逐出家门后一蹶不振，辗转隐居北京。在李秉喆去世后，李孟熙一分钱遗产都没有分到。不过，其妻子孙福男让儿子李在贤顺利当上CJ的总裁。不过李健熙没有打算放过嫂子和侄子，后来，CJ在收购大韩通运的过程中，三星从中做梗，导致CJ最终以两万亿韩元高价收购。

其实说起三星家族内斗，次女李淑熙也成为了一个关键点，起因源自于她与LG创办人具仁会的三子具滋学的婚姻。虽然这起婚事是两家企业的创始人在打高尔夫球时决定的，但是三星进军家电产业的举动，却让LG的具仁会大动肝火，导致两家翻脸。

就在大家认为三星家族内斗就要告一段落的时候，2012年，因为发现李秉喆有一笔高额“隐瞒掉的遗产”，李孟熙联合妹妹李淑熙提起上诉讨回股权财产，涉及款项8.1亿美元。2013 年 2 月，首尔高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李孟熙的诉讼请求。

李健熙膝下有三女一子，儿子李在镕，女儿李富真、李叙显、李尹馨。其中，李尹馨在大学毕业后，李尹馨赴纽约大学艺术管理系深造，在赴美之前，她决意与出身平凡的韩国男友结婚，遭到父母反对，患上严重的抑郁症。2005年在曼哈顿公寓内用电线自镒身亡。三星新闻发言人当时以车祸宣告了她的不幸。

李尹馨自杀五年后，又一名李氏家族成员选择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就是李尹馨的堂兄，李健熙的二哥李昌熙的儿子李在灿。据警方介绍，2000年李在灿经营的新韩媒体陷入困境，经出售、清算等程序，最终被解散，之后李在灿几乎一直没有职业，估计因生活所迫和抑郁症跳楼自杀

无法破除的掌门诅咒 干政成三星传统

韩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日前针对李在镕涉嫌巨额行贿向法院提请批捕。检方认为李在镕涉嫌深度介入三星以政府大力支持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合并为条件向崔顺实贿提供4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51亿元）。检方还认为朴槿惠和崔顺实在经济上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消息传出后，三星电子当日收盘股价为183.8万韩元，下降0.27%。

李在镕被捕，并不是三星历史上第一个被韩国检方带走的掌门人。

2008年4月，李健熙因被人检举涉嫌建立秘密资金、非法转移公司经营权和向政府官员行贿等被起诉，2009年8月14日，首尔高等法院宣布判处李健熙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另处罚金1100亿韩元（约合6.2亿元人民币）。

但就在当年12月31日，李健熙获得韩国总统的特赦，名义是“以助力韩国申办2018年冬季奥运会”。2010年3月24日，李健熙重回三星管理层，并带领三星博弈苹果，并取得成功。

可见无论是集团利益还是家族利益，像三星集团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也需要政府权利的加持，尽管时常致使自己处于不利，但往来依然在所难免，利益挂钩无法置身事外。

英雄迟暮 三星帝国的黄昏

家族的问题之外，三星集团在2016年的一连串考验之中，交出的答卷完全“不及格”，给三星帝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本来被寄予厚望的三星第六代大屏旗舰，为了全方位阻击iPhone 7，直接跳过了Note6这个数字，被命名为Note7。

三星原本计划在年底前售出1100万台Note7，但是这个计划却在韩国的一次爆炸声中宣告流产。接下来的局势更是一泻千里，从层出不穷的爆炸事故报告，到史无前例的大面积召回，到被标为安全的机器也加入爆破物大军，再到航空公司的全面禁令，最后到Note7的正式停产，三星“最短命”的旗舰机型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至于爆炸的原因，2017年1月23日早上，三星正式召开发布会，首次公开了三星及几家第三方机构对于Galaxy Note7安全事故调查的结果。调查显示Note7爆炸跟手机设计无关，而单纯是电池的设计与生产缺陷造成的。

三星还公开了电池代工厂的相关信息，澄清了在中国的“区别对待”问题。三星在中国大陆发售的Note7批次确实与美国换机之后的批次相同，都由ATL提供电池，但结果却是ATL的电池与SDI一样不安全，倒不是三星有意瞒骗大陆消费者。

但遗憾的是，这个结论也并不能挽回Note7对三星品牌和声誉造成的损害。这其中三星糟糕到可以写入商学院教学院的公关手段“居功至伟”。

面对旗舰产品的安全事故，三星的处理手段包括金钱封口、武力威胁、置之不理等，当然还有惹起众怒的所谓“外部加热”的声明。

三星作为一家东亚的公司，与美国加州行事张扬的苹果公司不同，向来十分低调，在大众的印象中始终面目模糊，但这次“爆炸门”事件却在人们心目中勾勒出了一个凡事不care，无视消费者利益，乖张傲慢的三星形象，恐怕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对三星未来的战略发展的深远影响将会慢慢显现。

三星将在未来为今天的失误“还债”，在这一点上业内人士看得很清楚。在三星Note7初公布时，被认为是抢夺iPhone 7高端手机市场份额的大杀器，但在“爆炸门”之后，三星甚至开始被与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柯达相提并论，“盛极而衰”的四字评语似乎已经注定被写进三星的历史中了。

之前我们提到三星的业务覆盖十分广泛，三星电子虽然只是其中之一，但是营收却占到三星集团的90%以上，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三星电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沉沦。

三星高管向来以傲慢著称，1995年员工因拒绝向韩国女高管下跪而被开除的孙天帅事件大家还记忆犹新，后来韩国高管将酒倒进鞋子给代理商喝“忠诚酒”的事件也闹得沸沸扬扬。然而时移世易，如今的三星的高管为了订单量则要给中国经销商下跪了。

事实上如今的三星十分像二十年前的索尼，当时的索尼大法意气风发，在家电、影像、音响、影视、游戏等领域全面开花，甚至圈下了乔布斯这种级别的死忠粉丝，乔布斯曾多次公开表示想要将苹果打造成索尼那样的公司，苹果也某种程度上间接承接了索尼的衣钵。

乔布斯和苹果对用户体验的洞察令人钦佩，但当时的索尼跟如今的三星一样，战线过长，资源难继，而且两家公司都是技术驱动型企业，习惯性地在产品设计中进行炫技和自嗨，却对用户的需求视而不见。

硬件起家公司的通病是往往陷入工业思维的陷阱，在互联网时代终究有些水土不服，难以登上巅峰。相反，牢牢占据产业链上游的都是亚马逊、谷歌、微软、苹果这样带有软件基因的公司。

三星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和当时的索尼如出一辙，上有苹果公司封顶，下有中小厂商强力挑战。索尼衰落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得不缩小产品线，比如出售PC业务。而巧合的是最近三星将出售PC业务的消息也甚嚣尘上，接盘的则可能是中国垃圾王联想。

从各个角度来看，今年对三星而言都是重要的一年，三星会就此一蹶不振，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跟三星内置的家族办公室弊端突显不无关系。

反其道“秘书室”经营 集权下的家族弊端

与美国企业倾向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通过分散投资来减少资产过度集中风险的趋势有所不同，韩国财阀则更乐于由家族成员掌握企业经营权，以家族继承的模式确保企业的延续。

就是在这样的家族管理模式下，李健熙带领三星从一家家电产品的模仿者发展成为了电视机、智能手机和内存芯片的全球巨头。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达和经济日益全球化，纯粹的家族企业只是在一些行业、一定的范围内有着有限的生存与成长空间，不能成为市场竞争中的真正主角。当市场变革速度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时，完全由家族成员掌控的封闭式家族管理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普遍来说，首先就是家族成员之间分金银，论荣辱，排座次成为阻碍组织健康成长的通病，成为亲人反目的导火索。秘书室扮演了集团战略决策和资源分配的核心角色，但它不对三星各公司的中小股东负责，因此，当面临家族和企业之间的利益抉择时，秘书室将会可能更偏向家族，从而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例如，近年声势浩荡的李健熙生日宴会，被公开列入三星集团的日程表，席间邀请韩国知名艺人演唱，使用从国外空运的食材，而这耗费10亿韩元的宴会支出则均由三星集团负担。这种缺乏透明度，公私不分的决策体系，难免使外人质疑秘书室是否以三星公司的利益为中心。

而由于内部经营高度集权的限制，难以吸收外部人才，官僚主义盛行，子公司的任何投资，甚至仅仅几千韩元的支出也需要走一套完整流程，层层汇报直到秘书室的财务组。比如；三星电机的葡萄牙分公司就曾出现过1000亿韩元的公款盗用事件，原因是该公司的内部文件均为葡萄牙文，导致不完全了解情况的韩国本部决策失误，这恰恰证明高度集权不利于因地制宜地作出最优决策。

而集权管理的弊端也无时不阻碍着员工主动性和创造力的发挥，李健熙早在1993年便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担心秘书室参与重要的决策会导致下属公司的高管和职员的创新性思维消失，而后还针对性的进行过改革，削弱其经营权，意图限制秘书室对子公司经营决策的干涉。可惜最终收效甚微，代表革新的结构调整本部仍旧没能如他所愿。

如今对于三星这种家族经营模式，在集团决策与发展上多数时候会将家族利益置于优先，长远来看必定是弊大于利的。而现代家族式企业是家族持所有权，而将经营权交给有能力的家族或非家族成员。也就是说，家族持有所有权、股权，但是经营权不一定是家族成员。这是现代化家族企业的一种趋势，相对来说也更适用很多大型国际级的家族式企业，而走这条路的关键，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剥离。

而三星集团引以为傲的“秘书室”管理同时却成为妨碍其发展的最大障碍，扼杀着三星高层次发展的可能。

三、三星帝国的起伏为中国家族式企业的启示

从李秉喆建立三星商会，到三星帝国的崛起，再到今天成为全球最具知名度的亚洲品牌，它的强大大家有目共睹，而它的污点也同样令人难以忽视。

三星集团给李氏家族带来了无限的荣光，三星集团的轨迹中也深深刻下了李氏家族的烙印；但同时李氏家族因为处于权利漩涡中心而屡遭劫难，三星集团的命运也因为李氏家族内部的权斗而变得跌宕起伏。

李秉喆和李健熙都是不世出的商界奇才，李在镕虽然执掌集团权利时间不长，但也已经展现出了杰出的才能，在他们的带领下，三星集团走上了巅峰，但才能平庸的李孟熙和嫉妒心旺盛的李昌熙则险些亲手毁灭父亲的心血；作为内置家族办公室存在的三星集团秘书室集结了各领域精英，在企业管理和家族治理中功不可没，但高度集权的秘书室长期扼杀旗下子公司创造力，又因为公私不分的原因一次次令李氏家族成员身陷囹圄。

通过对三星集团近80年来的沉浮历史的描写，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中国家族式企业带来一定的启发。

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掀起家庭经营的第一次浪潮。根据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提供的资料，中国的企业主处于40-59年龄段的占到74%，近几年则成为了中国“富一代”将全力转交给下一代这种情况的集中爆发期，500万家家族企业中有三百万加从第一代传到第二代，但现在已经有200万家在第二任的传承中淘汰。

中国有句老话言到“富不过三代”，家族企业传承上的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家族企业具有凝聚力强、沟通成本低、利益一致性强等优势，但是也有组织机制障碍，人才获取困难等弊端。

据统计，在美国，家族企业创造的价值占据美国GDP的50%，并为美国提供了50%的就业机会，对新增岗位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8%。而中国目前个体和私营经济创造的价值已经占到GDP的33%，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家族企业的经营问题将成为国内未来很长时间内都要面对的一个巨大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或许可以从国外家族企业模型中找到。

三星的“家族办公室”制度也是其中之一，家族办公室是超高净值家族常用的管理机构。不过欧美家族往往倾向于企业资产与家族财富分离，通过分散投资来减少资产过度集中的风险，李氏家族却反其道行之，将家族办公室内置于三星集团，成为三星集团的权力机构，但这种配置方式，也存在着天生的问题，给企业埋下了不小的管理和法律隐患。然而三星的这种内置家族办公室这也是近两年逐渐走进传承流程的中国企业多采用的形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马云和蔡崇信的家族办公室）。

对于中国来说，家族办公室还带上了一定的中国特色。除去对企业的经营之外，由于国内长时间以来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在公司继承权的问题上，外置家族办公室对于分散管理家族权利的功能并不太明显。

相对的，中国的家族办公室面对的主要问题反而是唯一的继承人不愿接收父母的企业，却更宁愿去投资家族财产。中国企业与三星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建立了私有企业的大部分第一代企业家们主要是因为以各种方式接手了原国有资产，他们也都曾经或者某些仍然与政府机构紧密纠缠。

这也导致中国企业家更加倾向于使用内置家族办公室作为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措施，使得内置家族办公室这种在欧美很少见的结构更加受到中国家族企业的欢迎。

这种结构在东亚的家族企业中十分流行，也可以说是东亚文化圈内常年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家族观念的深植使东亚的企业家往往将家族利益凌驾于企业集团的利益之上，不过在现代经济中这种模式的利弊都十分明显。

相较之下欧美的企业多将所有权和控制权剥离，通过聘用职业经理人解决决策和人才问题，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石洛克菲勒、IBM、、松下、福特等都是走这条路线。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重建股权结构，降低家族股权比例，这种做法反而能使企业的发展突破个人和家族的局限。纵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绝大部分都成了全球知名公司。

 

大厦在轰然倒塌前看着都还那么宏伟，在历史的长河中，三星能否走向百年还是一个疑问，但如果聚焦在某一段时期，三星的确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样本参考。